西安记忆｜蔡大成：我的任性时光

Original 蔡大成辛庄课堂 2022-10-15

收录于合集 #西安记忆 16个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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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记忆”题记

八十年代是解放思想的时代，西安的文化界走在了时代的潮头，扮演了某种重要旗手引领者的角色。文学界以陈忠实贾平凹路遥为代表的陕军东征；电影界以吴天明张艺谋芦苇为代表的西部现象；音乐界赵季平的民族风、经济学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以秦晖王子今辛德勇为代表的史学新锐、以及王富仁等等学术大家都是八十年代从西安成长、出发。

这种区域城市引领一个时代思想文化潮流的西安现象，并非个别。佛罗伦萨之于文艺复兴，海德堡、布达佩斯这些区域城市都曾领风气之先。

我退休之后，组织了同道好友以阐释“西安现象”为主旨，写了一批文章，维迎以“西安记忆”为题，推荐首发于《辛庄课堂》。

王军

告别陕北

我原本并不想考大学。1977年高考村里走了一批知青伙伴后，使我颇感寂寞，再加上家里多次催促，遂生应考之意，草草准备，考绩平平。我在高中时曾自学微积分，在村里辅导插友数学，插友竟然一跃龙门，考取理工科赫赫有名的西安交通大学；而为“师”惭愧，只考上当时文科不甚出名的西北大学（好多人误以为校址在兰州）。最冤的是县里书记，把他的千金特意安排与我在考场同桌，谁知本人考卷笔迹飞龙走蛇，自己都难以辨认，别人照抄更无从落笔。记得报考志愿还填了厦门大学考古系和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这些专业多年以后竟成为我职业生涯和学术兴趣的部分内涵，岂不怪哉！离开延安时，老知青沈小兰的好好先生毛放民，用其八级钣金工的技术帮我将书籍杂物捆绑装箱并送上车。后来听闻毛先生因车祸不幸辞世，没有给我一点机会来报答他那份温馨的亲情！

崇善和平

1978年10月，我来到西北大学政治理论系（后改为经济系）报到，班里岁数最大的32岁，最小的16岁，大的能给小的当爹。一间学生宿舍四角放床上下铺睡八个人，学生食堂天天吃蒜苗，弄得宿舍满楼道都是那个味儿，令人作呕。当时谁能知道这间简陋不堪的宿舍竟会产生陕西省政法委副书记、国家行政学院教务部主任，对面宿舍竟会产生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中心副主任、西北大学的校长和副校长？

刚入学就通知必须参加新生军训。而我自高中实弹打过一次靶后，便发誓崇尚和平，再也不摸枪杆；军训与我的信仰相悖。我便有意逃避军训，骑上飞鸽26型加重自行车（从北京托运到延安，又从延安托运到西安），启动我的陕甘游学历程：一路西行去了楼观台、汤峪、武功农学院、法门寺、宝鸡博物馆、天水麦积山，回程还去了乾陵等文物古迹名胜之地。在麦积山还碰巧遇见同校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北京知青叶娃，大有他乡遇故知的欣喜，多年后她与美籍丈夫合作撰写出著名的口述史著作《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回校后，校方要处分我，结果不了了之。

且歌且舞

西北大学77、78两届的学生中，北京知青有很多，大多有相似的经历，一混就熟。当时我家家庭总收入（含哥哥、姐姐工资）每月近400元。家里每月给我寄40—45元钱，除了少数带薪上学的老学生，我就是学生里的大富翁了，于是乎请客看新电影、围桌吃臊子面那是常事！一到周末，我们自发组织学生舞会（我自己却不会跳舞，只是观赏者，至今还犹记白云涛、杨虹跳水兵舞活力四射的舞姿，刘莉和张小舟仪态大方的淑女风范）、校园烧烤、远足踏青（去长乐宫遗址捡拾汉代瓦当，去骊山秦始皇陵造访兵马俑）、水库钓鱼、吹箫拉琴、音乐鉴赏、学练合唱，在历史系女生宿舍神侃，社交活动搞得热热闹闹。我们还搞校际联谊，我成为召集人，把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西安音乐学院和西安外语学院等周边学校的同学都邀请到西大校园聚会。记得有一年圣诞节下大雪，同学们深夜在手风琴《欢乐颂》的伴奏下，双手搭背地连成长龙，在东操场上踏着雪窝转来转去。还记得扶送几个喝醉了的西军电同学回校，一路高呼“上帝在我心里！”当时还真有点“上帝之子”的感觉。（张维迎：同学田丰点击蓝字阅读文章）

校园合影（1979年9月，左一蔡大成，右二田丰）

尝试演说

和我同班有个荷兰第三代混血儿叫陈栗，曾和大名鼎鼎的老王在延安冯庄公社一起插队，从陕西金堆城钼矿考来。我们俩一见如故，政见相同，经常讨论时事，一起参加一些激进的活动。陈栗在亲属协助下，上学期间就办妥移民美国的手续，在美国凭借个人奋斗10年内成为著名期货经纪公司的老板，家庭资产逾数千万美元，实现了美国梦。可惜在2008年初看错方向，因期货投机失败负无限责任波及家庭破产，一时糊涂撇下一双幼小的儿女选择自杀。我的老同学啊，没想到你的心理竟这般脆弱！想开点来找老同学喝回大酒，一准叫你浑身是胆雄赳赳！

我和朋友们在学校里养成一个学习习惯，就是要求每个人都分别利用几天或几周时间自学一个主题，到图书馆查阅和检索相关资料，钻深钻透，写成提纲挈领式的学习笔记，在大家短暂聚会时用十分钟讲解出来，通过这样面对面的彼此交流、答疑，大家印象深、记得住，效果比听普通老师讲大课好得多，本人受益匪浅。

本人在正式场合说话有些结巴，历来能写不能说。有一次朋友们起哄，非要借晚自习的教室听我给大家讲讲人生哲学和思想心得，我还认真准备了讲演稿，趁这回写回忆录，翻箱子底给找了出来，纸页保存得已经不太完整了。

我演讲的题目是“做一个开放的自我”。我在演讲中说，大学的生活，每天都在按着固定的程序单调地运转着；每一间教室都是批量生产螺丝钉和齿轮的一个车间。在螺丝钉之间和齿轮之间，谈不上协调配合，只存在机械摩擦和机械碰撞。每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来说都是谜，是鬼，是陷阱与仇敌。每个人都蜷缩在各自不透气的罐头盒子里，无望地等待着，是封闭了的自我在等待着谁来吃我们、喝我们！我们宁愿养只小狗小猫来抚摸它们，跟那些小生命说真心话，也不敢跟另一个活人交流内心的感情和思想，人还不如动物那样可以信赖。我们在学校里不准恋爱、不准结婚，甚至连跳舞也要受到干涉。难道我们就真心愿意过这种中世纪修道院式的学生生活，然后蜕变成陈景润那样的数学动物吗？人的感情被冲淡了、污染了！一条条铁栅囚住了感情，切断了人与人最纯洁的联系。我们成立了那么多的自然环境保护协会，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类感情的保护协会呢？学校利益并不天然代表学生利益，有些限制性规定应该做出调整，体现出学生的自治管理。

佛洛伊德

大学期间，我除了何炼成、朱玉槐两位老师的课不敢不上以外，几乎天天逃课、天天钻图书馆。我的人缘好，嘴也甜，系教研室教师专用的资料室也对我这个学生网开一面。给我思想带来巨大震动的是在图书馆搜到了介绍佛洛依德精神分析理论的著作。随后又检索到三十年代翻译的佛氏论著小册子，我放胆写出了《中国古代的性崇拜》这篇后来经常被朋友们口头引用的学术文章。我可能是“文革”后国内第一个研究和宣扬佛氏理论的，有几家西安高校（如西安美术学院）还邀请我这个在校学生去讲“公开课”，阶梯教室坐满数百好奇者，无所顾忌地纷纷提问，我应付自如，有似舌战群儒。回想起来，那是一个鄙视传统理论权威、鼓励创造性自由思维、多么令人神往的大学年代！遗憾的是，我没有在校园及时开展心理门诊：那时许多同学刚刚从农村相对闭塞的环境中来到大城市，不适应和城市姑娘交往，容易产生心理焦虑，甚而心理变态。如我班某同学幻觉两位校花都喜欢他，不能权衡作出抉择，最后导致心理崩溃，回到农村老家喝农药自杀。

太白登顶

1979年暑假，我和中文系78级的吕勇共同发起西安高校学生首次攀登太白山的活动（当年中国登山队成立后，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的首次登山活动，便是攀登太白山）。参加者8人，来自西安和咸阳的五所不同学校。我们清晨从岐山蔡家坡乘车出发，来到太白山北麓的营头开始上山，当晚在海拔约1800米的大庙留宿。两位女生忙着架锅煮饭，我去拾柴，往西一眼看去，高山峻岭云雾层叠，夕阳透过云层，霞光万道，山谷的河流逶迤而去，那仙境一般的美景永不会忘怀。

（图片来自网络）

第二天路途艰险，经常是一侧悬崖绝壁，另一侧万丈深渊。我们心惊胆战地穿过古地震留下的大如房屋的滚石阵，又一步一颤地挪过就快腐朽的独木桥，一路上太白山垂直分布的植被变化和殊胜山景使大家大饱眼福，忘记了疲劳和险境。到了海拔约3100米的放羊寺歇息，睡到半夜被冻醒，大家多半出现高山反应，于是早早便登程。太白山主峰拔仙台海拔3767.2米，为我国青藏高原以东的第一高峰，它是一整块的白色花岗岩体，所谓关中八景之一的“太白积雪”，其实就是白色岩体的反光。我们从古火山口大爷海沿着陡坡手脚并用地攀爬，终于登顶，把太白山踩在脚下！我在峰顶回味李白《登太白山》的诗句：“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冷风去，直出浮云间。举目可近月，前行若如山。一别武功去，何时复见还。”如今身临其境，不见古人，念天地之悠悠，不免有些悲怆、伤感。

回程下山一路小跑，我插队时放过羊，特别能认路，就在前面给大家带路。谁想某同学很自信，偏要赶到我前面走，结果走错岔路断了呼应。天色已晚，我决定大家先下山，明晨再回头找人。而和我同班的叶道猛同学决意要自己留下来继续寻找。第二天将上路时才看见二人的身影：原来他们找到半夜才见面，还差点掉崖，只能蹲缩在悬崖峭壁巴掌大的一点地方过夜，好险啊！叶道猛，我在这里向你表示愧意和由衷的敬佩，你是条响当当的好汉！（详见吕勇：《我们登上了太白山》，载《旅游》1979年第9期以及水曲柳博客的同名文章。）

《希望》事件

《希望》杂志是西北大学中文系77级同学主办的文学杂志，于1979年2月创刊，学校给与少量资金支持，发行量颇为可观，最多的一期印了1万册。著名作家史铁生、贾平凹公开见刊的第一篇作品，就是发表在《希望》杂志上。编委里的方兢、邢汤风、沈宁，同是北京老知青，我经常到他们宿舍串门聊天，共同语言颇多。在几位学兄的鼓励下，我写作生涯中的第一篇（也是唯一的一篇）小说《黑户》（发表时被沈宁改名为《死路》），就刊登在《希望》第2期上。杂志刚刚出了三期就被强行叫停。更可气的是眼前杂志已经印出来了，竟然要拉回造纸厂不让上街卖！本人杠头一个硬是不服，遂写出《我的退学书》表示抗议，贴在校图书馆的大门口。

哈，这下可成了轰动校园的一大事件，使我猛然间成为当年77、78两届学生无人不晓的新闻人物！人家辛辛苦苦考上大学，好不容易把农村户口弄成城市户口，你居然还敢放弃学业！事件越闹越大，最后西北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郭琦出面把我叫到办公室，耐心地做我的说服工作，最后双方达成了妥协：这期杂志照常上街售卖，交换条件是让我放弃退学的举动，参加补考。某同班同学说我退学是怕期末考试不及格，结果我补考成绩全部合格。直到后来我才了解到，郭琦校长是我父亲在延安时期的同事，他顶住了上面的压力，有意对我施加保护。他真是西北大学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校长，值得尊敬和怀念！

郭琦校长遗照

《我们》诗社

在校期间一时诗兴大发，参与校园诗歌的创作和社团活动。摘抄诗友网络发表的回忆记录如下：

“《我们》诗社1980年成立于西北大学，以历史系、中文系、经济系77、78、79级诗友和部分校外诗友组成，出有五期墙报和油印集刊《我们》诗选一册。主要成员有田力（胡宽）、橙实和飞尘（蔡大成）、芦工（老闷）、郑城（黑光）、斯末（吕微）、钟晶晶、栩栩、沙寒、瞑、碧溪、冉竹、河冰、宁、田野、酉鸡等，30余人。

《我们》理念：崇尚个体尊严和认知观觉醒，启蒙一代人的历史思考、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

《我们》邀约：《我们》，不是别的，《我们》仅只是，更为尊重、更为独立、更为自由的思想个体；《我们》以诗的名义偶尔相识，各自表述，互为良友，即使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以生命的至尊而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们》因之走到一起，并伴随诗歌走到终生。伴随，可以写，也可以不写，而阅读却是自始至终。因为相信：时光与诗歌同在，母语和思想即祖国。

《我们》尤其关注下列元素——

1、秉承《诗经》传统，创新表达方式，构建陌生语境；

2、遣词简约、平实、率真；设句有灵气，具张力，承份量；

3、冷峻中蕴含温暖，朽败下凸显生机，粗粝内绽露精细，暗黑里隐见光芒。”

记得当年我写过几首小诗，包括《黄河》《长城》及《我自私》，发表后不免惹出议论。一些同学对《我自私》一诗的含义表示不太理解。其实我的自私仅仅限于珍惜生命。我们不能再重复过去那种互相残杀的事情了。我国国民的劣根性就在于为了表明自己是安分守己的良民而不惜去中伤同胞，去做那射杀别人的枪身上的准星。

蔡大成手稿

当年我对自由体朦胧诗还真有所研究，写过论文，像模像样。现代自由体诗不追求客观事物的真实描述，而是追求自己思想感情的如实表达，突出个人感受，把内心世界展示出来。

学术成绩

玩也玩了，闹也闹了，该说说我的正经学业了。尽管上课比较随意，做学问我还是蛮认真的。例如，我的1979年学期论文《劳动系统学：劳动管理的科学方法》（当时没敢用更时髦的名词——人类工程学），提出要鼓励劳动者创造冲动；发出分享利益并有刺激阈值的倾向性信号；把握劳动节奏适应心理潮汐；运用劳动联想提高效率；用协作节省劳动强度的支出；创造模糊劳动，实行六小时工作制；提出劳动力资本概念；主张劳动自治。被何炼成老师批阅说：“选题新，观点也新，大力修改，可投报刊。”

回母校与同学一起看望何炼成老师（2018年）

在1981年1月本人所写的《资本论》专业课答卷中，我运用《资本论》的“贫困化”理论对新中国经济进行了分析：1937年一个工人可以养活四口之家，1978年家庭就业人口大大增加，养活一个孩子却还困难，知识分子的收入更是一落千丈，必须正视现实社会中的“贫困化”问题。需要改造的首先是自己身边的世界。

我还写了一篇论文《心理经济学的创立与展望》，总结以往的经济学理论全部是建立在心理学的假设上，包括各种偏好假说，甚至马克思所言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和“物质极大丰富”的说法都具有心理学意义上的相对性。所以提出有必要建立心理经济学学科来加以深入研究和应用。印象中，这篇论文还被选入经济系77级、78级学生合编的论文集。直到如今，心理经济学还是个不成体系却又热门的话题。

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我在学生学术讨论会上做了专题发言。主要观点是认为人民公社制度带有封建性人身依附的强制特点，而这种封建制度的遗存有利于资本原始积累，正是加速现实社会向资本社会转型的捷径。

预测宝藏

自习中国古代经济史，尤其是读罢彭信威所著《中国货币史》后，不由得对汉代财政货币史深感兴趣。

西汉末年，全国统计人口在元始二年（公元2年）达到5959万人的峰值（重新恢复到这一数值是在1390年后的明朝洪武二十六年），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国家财政颇为殷实。当时黄金重一斤（约248克），值一万枚铜钱，而中等人家的平均财产为十万钱即十斤黄金（以1克黄金260元人民币计算，相当于2016年的65万元人民币）。到了王莽居位摄政时，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府库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用学术权威的话讲，差一步就率先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了，可就是这样富甲天下的世界强国，却因一项货币政策的失误而突然中断发展进程并转而衰亡。

西汉居摄二年（公元7年）五月，当政的王莽宣布实行黄金国有政策，发出禁令，从列侯以下不准私藏黄金，必须送交国库换回等价物品，然而等价交换的承诺并未兑现，一斤黄金只能换回两枚“一刀平五千”的铜制错刀。短短几年中，中国民间千百年积累起来的数百吨黄金便这样被强掠到王莽皇宫内储藏。私有财产得不到法律保护，民间财富积累的通道被阻断，社会动乱由此而生。地皇四年（公元23年）九月底，各路义军直逼长安，这时未央宫内储存一万斤一匮的黄金还有60匮，另外四个地方各有数匮，合计约70万斤，折合170吨黄金，据说相当于十六世纪发现美洲大陆前整个西方世界的黄金流通量。几天后，未央宫被大火焚烧坍塌，王莽黄金去向不明。

如果王莽库存的黄金被杀入皇宫的长安市民和义军瓜分了，散落在民间的黄金不久仍会在市面流通。但是，自东汉之始，黄金突然退出流通，黄金不但民间罕见，朝廷用黄金赏赐也几乎绝迹。两千年来中国学者不断在究其原因，有人说黄金用在塑造佛像金身，有人说中土产金之地已发掘净尽，有人说因贸易逆差而被与中国通商的西域客商换走了，还有人说富人及其掠夺者害怕战乱纷纷将黄金窖藏，更有人引用“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定律来说明人们收藏黄金，而使用品质低劣的铜钱。凡此渐进生成的因素均不能解释黄金突然整体消失并不再复出的历史事实，只有宋代文豪苏轼才似乎觉察到事情的真相：“王莽败时，宝货神不可知，复归山泽”。

经过本人多年研究分析，王莽黄金应该是在战乱之际，经皇城水道水运转移，路线为溯渭河西上，而后进入秦岭北麓峡谷，具体隐藏地点大致在楼观台附近田峪至仙游寺的黑水峪一带。我甚至还构思了长篇小说梗概：用最终找到的王莽黄金宝藏解决了假想中因恶性通货膨胀导致的经济危机。

二次退学

大学期间，我受益于插队劳动锻炼，身体状况很好，根本就不参加晨练，除了进校时必须体检，我连医务室的门都没进过第二次。一次上体育课1500米长跑测验我跑了全班第一，体育老师问我有什么经验介绍，我开玩笑说就是平常不跑，逗他玩。

我在学习《资本论》时感觉到，说剩余价值产生商品交换和私有财产，没有实证。于是将兴趣转到原始文化和民俗学方面来，专门研读调查原始部落社会风俗的专著并做笔记。英国学者马林诺斯基发现，太平洋群岛原始部落（库拉伙伴）之间存在库拉贸易，即用臂镯交换项圈，用项圈交换臂镯。库拉物品被认为含有神意，除了交换没有实际的功能，它们不是被当作个人财产来长期占有的。库拉并非是等价交换，而这种交换在时间上也不是同时的。一般由库拉伙伴的一方先把库拉物品送给另一方，一段时间后另一方再把相应的库拉物品作为回礼送给前者，转个圈又回到原位。这种仪式贸易稳定了部落关系联盟。也就是说，原始宗教信仰导致最初交换的产生；最初货币的出现也源于原始宗教信仰的需要。

费孝通和他新婚女友去广西大山里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悲壮经历震撼着我的内心。我和女友商量一起放弃学业，自愿去凉山彝族地区当教师，同时就地调查彝族原始民俗，从而找到原始经济学的一些实证。我们变卖了书籍和不常用的物品，同学朋友们也纷纷援手，凑钱买票坐火车、搭汽车，不远千里、一路风尘地找到凉山州教育局的大门，说明我们有意加入当地为数可怜的教师队伍的愿望，谁知人家一句话就把我们挡住了：“有毕业分配介绍信吗？”再三解释也得不到理解和接纳。我们不死心，又穿过大凉山辗转来到金沙江畔红军渡口的巧家要求当乡村教师，也遭到回绝。盘缠快花光了，只好无功而返。回到学校，我再此提交退学申请，因这次无关政治的缘故，得到西北大学校发[81]学字001号文批准。

退学了，按说应该回原岗位，但原延安插队的地方不再接收北京知青，西北大学就派出学生处干部专门为我落实户口迁回北京事宜，处置得比较圆满。在《北京知青两地协商回京入户名单》（京安函困字第18号）中的“回京理由”一栏，代填的是“家困”二字，真够黑色幽默的。

相反，我的女朋友即现在的夫人却受到西安外语学院的严厉处分，毕业分配被贬回甘泉县，用了很长时间、费了很大劲才把她户口迁回北京，只能长期做临时工作（这话听起来真别扭），心理上蒙受不小的打击。虽然当年是双方共同做出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没有考虑周全，没有意识到特别是中国女性要在社会生活中承受传统观念的巨大压力。在此，我要向一直和我患难与共、相濡以沫、智慧大度的夫人深深地道一声歉：在这个世界上，我再没有啥对不住的人，唯有你！

经济系78级入学40周年返校合影(2018年10月)

（原文写于2016年，本次发表有删节。）

蔡大成，男，1955年生于北京。1975年北京27中学高中毕业，自愿赴陕北延安插队。1978年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1982年至1984年相继在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及图书馆工作。1985年入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先后任《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学论坛》编辑部负责人，并兼任《走向未来》丛书编辑部主任、中国神话学会副秘书长。1989年至1997年在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负责规划工作，参与大连商品交易所创建。1998年加盟北京市共和律师事务所，策划株冶火炬股份公司上市，为成克杰受贿案、奥运五环标志被侵权案、郑百文重组案提供咨询。2015年退休，创立公益国卿传记馆，捐给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传记和回忆录2万余册。主编出版《测字解密》，在香港出版《测字宝典》。目前移居昆明，专注于云南文化和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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